“社畜”本就生活不易，带娃更成为“恐育”之源。面对“双职工家庭0至3岁孩子谁来带”的问题，许多焦头烂额的年轻父母不禁怀念起儿时的托儿所。遍寻不得才发现，老式托儿所早已消失多年，民居园、早教机构等新式托育机构正在“hard”模式下期盼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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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托育机构存活靠街道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4年前，26岁的邱天带着7个月的孩子，和丈夫从美国返回北京工作。两家老人的身体状况都不好，她想在上班时把孩子送到日托。“但是回来却发现，能托育3岁以下孩子的机构很少”。邱天发现，受限于紧张的用地以及高昂的房租，在人口越密集、需求越强烈的地方，托育机构反而越少。

2018年，遍寻不得的邱天决定开办一个妈妈互助园。核算成本之后，她将托育园开在小区居民住宅里，但这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合规性。“按规定，北京不能在民居开办托育园。但我们想做合规的托育园，想得到政府的支持，多次沟通得到的答复是，‘街道最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有群众举报就得被查处’。”开园后，她经历了2次举报，“每次举报都让我们危在旦夕。邻居有时也会觉得孩子们太吵，孩子们那么小，吵一点避免不了，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化解。”

类似遭遇不独邱天开办的民居园。每到春天，开办在民居里的托育机构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开门招生，到了冬天，就会因为政府严查而关闭。

杭州的曾女士做幼师十几年，因为二胎辞职，2019年在杭州市余杭区租了一栋别墅，办起了民居园，并开始招收3岁以下的孩子。

“我们始终维持在十几个孩子的规模，招生就是靠朋友圈和发传单，即便家长们普遍认可，我们也做到规范化托育，但直到现在我们也不是合规的园所，就像打游击一样，查了我们就不招生，不查就招。”曾女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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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行业流动性过强

即使面对重重阻碍，由于需求强烈，邱天的民居园依然很受欢迎。2020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她的民居园被迫关停。“因为以前民居园相对处于灰色地带，关了还能够再开，但是疫情中如果出现聚集性感染，民居园的风险就不可承担。”邱天熟知的民居园，疫情中已经流失三分之二以上。

曾女士的民居园在疫情期间情况虽不容乐观，但她选择了坚持。曾女士说，她的民居是租的，租金一年十几万元，去年有半年时间房子空着，但因为民居园不受政府保护，没有办法减免房租，员工工资也得自己掏。

刘柯作为托育园的教师，则从另一个角度体验了这个行业的流动性。刘柯从周口师范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毕业后，进入某直辖市的托育行业。“和大型幼儿园相比较，托育尤其是民居园托育的工作本来就不稳定，基本上都是执照办不下来或不齐全。加上疫情之后，薪资减半的情况非常普遍，持续了大半年的时间，老师们大多数都辞职了，有的甚至回了老家。”刘柯说，此前一起工作的8名同事中，就只有她留在了这座城市。

一名目前处于失业状态的托育老师说：“我现在的五险一金都是暂停的。”

行业的不稳定性不仅仅体现在民居园上，早教机构也频繁出现问题。早在2019年，总部在上海的早教机构凯瑞宝贝，就出现了多家门店集中关门停业的情况。

业内人士透露，我国一线城市底商价格至少是每平方米每天9至10元，但是托育机构想要活下来成本不能超过每平方米每天7元。“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在商铺开的托育机构经常自己活不下去就关了，周期是2年左右。做得好的、久的，要靠融资。”这位业内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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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入托率与强烈托育需求的供需差亟待补足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此前一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0至3岁婴幼儿入托率只有5%左右，与之相比的，是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和较大的家庭婴幼儿照料负担。目前，我国家庭的婴幼儿照顾方式仍旧是以父母和双方长辈照顾为主。

随着201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我国托育行业进入政策规范化发展阶段。但受访专家认为，从目前来看，我国托育行业仍存在制约、梗阻，影响托育行业健康、规范发展。

首先，目前大多数城市民居办园不合法，但民间托育机构仍然大量开办于民居之中，在一些城市有超过半数的托育机构都是“民居非法园”。这实际已经反映出市场对民居办园点的迫切需求，应尽快对民居托育机构进行行业检查，并让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合法化。目前，上海和深圳出台政策，只要符合相关要求和规定，可以在住宅（民居）开办小型托育机构。这些举措具有借鉴意义。

其次，目前我国对0至3岁托育没有教师资格证书，学校也普遍没有设置0至3岁的托育专业。专家呼吁，尽快建立相关资质认证，进行全面专业培养，并制定基本师德师风规范。同时，加大对已有托育机构内教师的培训。

最后，受访专家认为，托育市场正在向多元化模式发展转变，未来应形成公办、普惠民办、非普惠民办三类型机构互相补充的健康格局。

来源：半月谈

（见习编辑 余梦婷 编辑 金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