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在《人生》中写道：人生的道路很漫长，但紧要处就那么几步，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也是如此。

在中央经济工作召开之际，人民日报一篇《中国经济新方位》的报道引起了国内外财经界的关注。文章说：“在驶向民族复兴彼岸的海面上，中国经济航船的经纬度也在不断变化。”

新方位，这是一个关于中国经济新的提法，方位之涵义，既有空间感，指全球经济的大格局中，中国经济所处的战略空间；也有历史长河中的时间感，是对中国经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设计与展望。

我同意文章开头的说法：“这个创造了二战后一国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纪录的经济体，正面临速度换挡节点、结构调整节点、动力转换节点，在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历程中进入了一个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

在笔者看来，中国经济新方位是对新一届管理层过去多年经济战略和经济学思想的一次总结。所谓新方位，就是在中国经济新的周期下，如何用新的眼光、思维、理念及政策看待当下和将来的中国经济。

本届管理层差不多用了五年的时间，在很多场合，不断阐述中国经济在基本面、动力、产业业态等方面的根本性变化，最终提出“新常态”这一被视为中国经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大逻辑”的概念。

这一点其实来之不易。

自2010年中国经济总规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和风险逐步凸显，中国经济明显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

但是，对中国经济的下滑、风险的凸显以及红利的转换究竟受外部因素影响，还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和过去不同的阶段，一度争论非常大。这种分歧不仅仅是理论的分歧，更重要的，其蕴含的宏观政策的导向完全不同：

如果认为中国经济的减速是外部因素所致，则意味着目前的经济增长是低于潜在增长率，刺激政策可以大有所为；

如果认为中国经济的减速是内在因素所致，则意味着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宏观政策必须对经济减速保持克制和包容的同时，下决心通过改革解决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面临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新的管理层根据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认识，以“新常态”描述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中国宏观战略的高度。

按照“新常态”理解中国经济的减速，就不会得出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差”这样的结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到过去几乎不可能，按照人民日报的说法，无论是资源的压力，还是要素的转变，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已经“做不到”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像过去一样粗放、低端的增长，而是必须转换动力，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

这也意味着，刺激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也已经到了极致，到了必须从中国宏观政策的选项里剔除的地步。

当然，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绝不意味着这是一个“消极”的周期。高层一直强调，新常态下，尽管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这种判断，符合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周期而言，我们在很多方面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中国经济需要的不是努力回到过去的高增长，而是通过结构调整和动能转换，回到一个“高质量”的增长。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曾经深刻指出，解释经济差距，我们不但要研究工厂和交通设施，还必须以一样的热忱去研究“思想的差距”以及与创造思想相关的知识生态和思想市场。新常态、新理念以及供给侧改革，这是过去几年高层在中国经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新的经济学思想。

我一直觉得，最终决定一个国家经济高度的，不是什么人力优势、资源禀赋，而是思想的高度。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规律看，那些能够超越平均曲线，脱颖而出的经济体，都是在经济发展的理念和经济学思想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凡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停滞不前，甚至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不在于资源禀赋的变化，而是理念的停滞和经济学思想的贫困。

就经济学思想而言，每一次大的危机，人类总会出现经济学思想的重大突破。本轮金融危机之所以迟迟难以走出，根子在于经济学思想的贫困。没有突破性的经济学思想，我们只能在危机中挣扎。

基于此，笔者对于中国在经济学思想方面的突破仍然充满期待。中国经济缺少的不是战略机遇，而恰恰是新的经济学思想的突破。新常态、新理念以及供给侧改革，事实上构建起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思维的框架，这不仅是中国在新的周期下经济政策的指导方针，也是为经济学的进步所做出的贡献。以此来制定中国经济新周期下的经济战略和宏观政策，中国经济实现转型，跨越“中等陷阱”，还是非常令人期待的。（作者 马光远） 

来源：“光远看经济”微信公众号

（编辑 金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