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7月，从山西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的张广军被分配到山西省新康监狱（即山西省109医院）传染科工作，成为一名从事医疗工作的监狱人民警察。

2005年7月，新康监狱成立艾滋病监区，集中关押全省艾滋病病犯。

时年37岁的张广军被任命为监区长。

艾滋病是一个医学难题，既不可治愈，传染性又强，病犯的情绪很容易失控，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张广军尽管做好了思想准备，但上班第一天遇到的挑战还是超乎了她的想象：

监舍的地上到处是摔坏的凳子、花盆、脸盆、杯子，有的病犯耷拉着脑袋，有的肆无忌惮地吼叫，有的威胁要报复社会和民警。

“要想征服他们，必须拿出勇气，消除他们的 被歧视感 。”张广军没有穿任何防护用具，便走近了病犯。

面对如此大胆的女民警，不少病犯惊讶地看着她，但仍有几个脸上挂着轻蔑的冷笑。

就在这时，一名病犯从兜里掏出一把花生，递了过来。

张广军心头一震，知道这是一次公然挑衅与试探。

来不及多想，张广军接过花生，顺势坐在病犯床上，剥开一粒放进嘴里。边吃，张广军边询问这名病犯的病情。病犯顿时睁大双眼，满是诧异，气焰不再嚣张。

其他病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顿时安静了下来。

平静，是短暂的。

一天，病犯卢某合并颈部淋巴结破溃感染，脓液外渗，疼痛难忍，不停地用手抓挠，到处乱摸，并吼叫不止。

稍懂艾滋病常识的人都知道，脓液和血液感染是一样的，也含有大量艾滋病病毒。面对随时被抓伤、被感染的危险，张广军戴着薄手套便为卢某清除感染处的脓液。

为缓解卢某的疼痛，她在流脓处涂上强止痛剂，并用无菌纱布进行包扎。就在包扎过程中，卢某疼痛难忍故意把纱布撕掉，并大吼：“疼死我啦！老子要是病发了，咬你一口，让你也尝尝艾滋病的滋味！”

张广军并没有退缩。重新清理脓液进行包扎。然而，卢某又一次将包好的纱布撕掉。张广军大吼一声：“再这样折腾，很有可能加重感染，到时候你就真的完了！”

包扎完后，走出监区，张广军才发现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浸透，掏出钥匙，好长时间才把办公室的门打开。

当晚，张广军放心不下，再次走进监舍，来到卢某床前。卢某对她说：“自从我得了艾滋病，别人就像怕瘟疫一样躲着我。亲人走了，朋友没了，原以为你也不会真心给我治病，没想到，在我几近疯狂的时候，你还这样对我，谢谢你。”

“妈，你什么时候能换个岗位啊？”

“小孩子，你懂什么。”

张广军的儿子今年23岁了，这是他小时候经常问妈妈的一句话，如今，孩子也学了医，开始渐渐理解妈妈的工作。

“闺女啊，咱能不能换个岗位？这个岗位太危险了。”

“爸妈，我干的就是这个专业，哪能换呢。”

张广军每次回老家看望父母时，都免不了被问换岗位的事，每次，她都是这样回答的。

张广军与爱人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一同被分配到新康监狱从事医疗工作，只是所在科室不同。对于妻子工作的职业风险，张广军的爱人心知肚明，除了提醒她注意防范、周末带她去爬山减压外，并没有建议她换岗。他深知，妻子认定的事很难改变。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张广军一样的胆识，也并不是所有家属都能支持和理解这份工作。

一名年轻同事曾找到张广军，眼里噙着泪说：“主任，我的孩子才两岁，爱人怕我看管艾滋病病犯把病毒带给孩子，经常和我吵闹。你让我看管10个其他病犯都行，就是别看管艾滋病病犯。”

身为妻子和母亲，同事心中的顾虑张广军也有，但作为领导，如果连她都退缩了，这工作还怎么干？

于是，张广军告诉这名同事：“与病犯直接接触的事我来干，你就负责写写病历吧。”

一个阳光明媚的周六中午，正准备吃中饭的张广军接到一通意外的电话。

“张主任，你好，我已经跟当地疾控中心联系上了，吃上药了，你放心吧。我现在找了个修路的活儿，一天能挣60块钱，还能喝点酒。”

“你的肝功能不好，可不敢喝酒，听见没有？”

“那行，我听你的，我不喝酒。”

电话那头，是曾经在监区服刑的王某。刚到监区时，王某始终拒绝服药治疗。“艾滋病是绝症，根本治不好，吃药有什么用？而且副作用那么大。”王某说。

“这个病在全世界都是难题，目前来说，治好是不可能的，但是吃药可以控制病情，延长你的寿命。”一个多月，张广军每天不厌其烦地劝说，终让王某服下第一粒药。

出监那天，张广军握着王某的手说：“我给你准备的药只够你吃3个月，回去后一定要先到当地的疾控中心去报到领药，并按时吃。有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从监区成立开始，张广军对每个出监人员都会握手相送并再三叮嘱。王某是第一个每月都会给她打电话的出监人员。如今，这样的电话张广军时常接到。

“对于得了艾滋病的人来说，消除歧视比药物治疗更重要。医护人员的一个眼色、一句温暖的话，就可能带来新生。遇到张主任这个团队，真的是一种福气。”服刑人员张某以前拒不配合治疗，如今，已是改造积极分子。（记者 马超 王志堂）

来源：法制日报

（编辑 彭秀芬）